我所要告青年的话，暂止于此了。古语说：天道五年一小变，三十年为一大变，所以三十年为一世。这也不是什么天道，不过人事相推相荡，达到一定的期间，自然该有一个变化罢了。民国已经三十年了，希望有一种新气象出来，这新气象，我们不希望其表面化，立刻轰轰烈烈，给大家认识，而只望其植根于青年身上，为他日建功立业之基。
事情毕竟是青年做的，还记得我当十余龄时，正是戊戌维新的前后，年少气盛，对于一切事，都是吾欲云云，看得迂拘守旧的老年人，一钱不值了。后来入世渐深，阅历渐多，觉得青年虽然勇锐，却观察多失之浮浅，举动多失之轻率，渐渐不敢赞同。然而从辛亥革命，以至现在，一切事业，毕竟都是青年干出来的。中年以上的人，观察固然较深刻，举动固然较慎重，而其大多数，思想总不免于落伍，只会墨守成规，不肯同情变革，假使全国的人，都像他们的样子，进步不知要迟缓多少？进步一迟缓，环境压迫的力量就更强，现在不知是何现状了？
世间的事物，是无一刻不在变动着的，而人每失之于懒惰，不肯留心观察，懒惰既久，其心思就流于麻木了。外面的情形，业已大变，而吾人还茫然不知，以致应付无一不误。青年的所以可贵，就在他胸无成见，所以对于外界的真相，容易认识，合时的见解，
容易接受，虽亦不免错误，而改变也容易。每一时代之中，转旋大局的事情，总是由青年干出来，即由于此。
既如此，青年对于环境，就不可不有真确的认识。如其不然，就和老年人一样了。
朱子说：“教学者如扶醉人，扶得东来西又倒。”一人如此，一个社会亦然。任何一种风气，都失之偏重。中国的读书人，向来是迂疏的，不足以应世务，而现在的一切事务，又多非有专门技术不行，因此，遂养成一种重技术而轻学问的风气，多数人认为技术就是学问。
而真正有学问，或从事于学问的人，反而受到人的非笑。其实技术只是依样葫芦，照例应付，外界的情形，已经变动了，而例不可以再照，技术家是不会知道的。譬诸跛盲相助，学问家是跛者，技术家却是盲人，跛人离盲人，固不能行，盲人无跛人，亦将不知所向。而在社会的分工中，做盲人较易，做跛者较难。所以古人重道而轻艺，其见解并没有错。不过后来的所谓道，并不是道，以致以明道自居者，既跛又盲罢了。
古人所以分别功狗功人，现代的人之所以重视领袖，亦是为此。
我并不是教个个人都做领袖，亦不是说只有做领袖的人，方才可贵，构成一所大厦，栋梁与砖石，原是各有其用，而其功绩亦相等的。但是做局部工作的人，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，也要通知其原理，而不可如机械般，只会做呆板的工作，则该是现代的文化,所以不同于往昔的。然一看现在社会上的情形，则此种新文化，丝毫未有端倪，而偏重技术，造成一种刻板机械的人的风气且更甚，许多青年，就在此中断送了。古人的错误，不在其重道而轻艺，乃在其误解道的性质，以为过于高深，为一般人所不能解，虽教之亦无益，于是不得不赞同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一类的议论了。其实人的能力，蕴藏而未用，或错用之者甚多，普通的原理，绝非普通的人所不能解，愚笨的人所以多，只是教育的缺陷罢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