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0年，是我人生中面临重大决策的一年，当时因“文革”中人才断层，1978年高考恢复的大学生又未毕业，当年西城区政府换届，要从企业中选一批干部，组织部门选中了我做提拔对象。区委书记宋立科（是个老干部，原彭德怀的警卫员，现还健在）找我谈话，准备提我做西城区的区长。组织原则不能违背，很快区人大代表召开，选票上都印好了我的名字，只要大会一通过，我便要马上上任。但我个人考虑再三，对政务工作实在毫无兴趣，“文革”中的政治学习、开会把我搞怕了，想到今后的工作便是开会、传达或学习文件、布置各种行政工作，实在不适合我好动的性格。我找到领导，反复说明自己并不适合干这领导工作。后领导见我本人意见如此，只好放弃。许多人都奇怪，当时我只不过是一个集体企业的厂长，组织上要提拔还不干，而且是区长这个位子，那时成都市区仅分为东西城区，当区长差不多是半个市长了。联想到现在不少人跑官买官，天天盼望提升，真是不可理解。我不干后，改选的蔡区长、钟副区长都是从区属企业中提的，但后来还是要我当区委委员，每次开会或学习，我都昏昏入睡，度日如年，有时还缺席，受到当时王懋书记的批评：“怎么开会你不来呢？没有组织性！”
同年10月，我获得了去香港探亲的机会，为这海外关系，我吃够了苦头，真想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。我姐姐姐夫在港均是牙医，姐姐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牙科医生，姐夫自己开牙科诊所，收入颇丰。那年10月，我跨过了罗湖海关，第一次见到资本主义社会商业繁华，很有震撼感。根据当时的政策，我可以合法留在香港居住工作，但我反复考虑，还是决定返回内地，这个决定又是不被人理解，脑筋是否有毛病？20世纪80年代初，内地与香港差别甚大，我那时工资50多元，香港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已是2000港元以上，相差近40倍，只有人去少有人回，不少人拼着性命也要偷渡，为什么要回？一是道义上的责任，企业像条船，这船未沉船长先跑，说不过去；二是当时区委区政府对我很重视，都提拔当区长了，不回来对不起人：你这小子是否先预谋去香港才不当区长？三是自己对干了十几年的企业充满感情，事业也十分有趣，有成就感。当我又从罗湖海关返回时，一位香港海关女职员好好劝我，你要考虑好哟，回去就回不来了，回大陆海关也很惊奇，很少见过合法去港又返回的，有位大姐还给我比起大拇指。当然不能说去港居住不好，不爱国，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，我觉得回来更适合自己。
回到成都，自然是一片好评，职工们去掉担心，《成都日报》也头版报道，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先进思想，只不过想过自己有兴趣，能自主发展的生活，没有过多地盘算自己的利益，没有想到企业可能会破产，可能会失业那种状况。
